新闻8点见丨一个西北老汉决定骑行千里；为何“转人工”越来越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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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岁这年，西北老汉陈有银出了趟这辈子最远的门。在刚过去的“史上最热夏天”，他一个人，骑着一辆谈不上轻便的共享单车，仅靠路牌和问路，一个月走了1000公里，从西安到达武汉。

从村口一路向北，步行十多分钟，就是一片望不到头的黄土坡，村民管这里叫“岭”，上面是耕地。八月正是农闲时节，六月收下的麦子已晒好入瓮，麦种要等十月才撒下地。但陈有银洗漱完，就扛着镐上岭去，把地里结块的土挨个敲碎，为播种做准备。即使在老伴儿病重的几年，他也没撂下那几亩旱地。有时，儿子陈东毅觉得父亲就像一头“埋头干活的老牛”，他难以理解，如今犁地、收割、播种这些活儿机器都能干，父亲还要自己上手。

陈有银家的旱地。新京报记者 丛之翔 摄

谁都没想到，一个如此本分的农民，会在76岁的年纪突然骑车远行。不过在老人的讲述里，这场出乎了所有人意料的决定，只是一场轻描淡写的“说走就走”。

从郑州一路向南，经过许昌、漯河、驻马店和信阳。一天傍晚，陈有银见到一座桥对面的路牌上写着“武汉”。次日，天刚蒙蒙亮，他就从车筐里拿出前天刚洗净的汗衫换上，扣子系到最上面那颗，领子翻好。收起雨衣，骑车进城。

他问一名清洁工，长江大桥怎么走。对方告诉他，武汉有十几座长江大桥，指给他比较近的一座。陈有银朝着清洁工指的方向骑过去，直到一座巨大的桥出现在眼前。白色的索塔直冲天际，桥索向两侧延伸，勾勒出三角形的轮廓。桥面上，汽车来来往往。

这些天，陈家姐弟已经几近绝望。他们找了所有能找的地方，都没有父亲的消息。9月8日凌晨，陈东毅接到民警电话，父亲在武汉，人没事儿。他和亲戚轮流开车，连夜赶到武汉。当天他们见到了父亲。

骑行将近一个月，他的身体发生了不少变化。他瘦了，腰紧了两个皮带扣，头、脖子和手臂上的皮肤黑得发亮。回村后，他成了名人。战友、亲戚和村民都来看他，还有源源不断的媒体。他不想多提这次旅程。因为每次提起，他都会愧疚：他给家里添麻烦了。为了找他，儿女一个月都没工作，老伴也急得整天睡不着觉。

他的床头桌上多了一张照片，别人送他的长江大桥夜景。他偶尔会拿起那张照片，皱起眉头想一会儿，接着咧开嘴笑笑。“不会忘的，临死前都不会忘。”他说。

2023年11月29日，在抢劫罪改判为盗窃罪后，韩宇走出了看守所。此时他已被关三年多，远超刑期。今年年初，韩宇以超期羁押933天为由，先后向利辛法院和亳州中院申请国家赔偿。

利辛法院在三年时间内就韩宇一案作出三次判决，均认定为抢劫罪。新京报记者 韩福涛 摄

因“抢劫126元”，他曾先后三次被安徽省利辛县人民法院认定构成抢劫罪，三次分别被判刑十一年、四年、十年。终审改判为盗窃罪后，韩宇刑期为九个月。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吴宏耀介绍说，国家赔偿法关于刑事赔偿范围的规定，主要依照的是“冤狱赔偿”原则，意思是有判决确定当事人无罪后，才会进行赔偿，而重罪改轻罪后当事人仍然还是有罪的，这种情况目前不在国家赔偿范围内。

据媒体报道，在2019年的全国两会上，时任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全国人大代表刘守民提交了《关于修改切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议案》，他认为，现行国家赔偿法只规定了无罪羁押赔偿，排除了其他有罪但实际已造成超期羁押的情形，提出修改国家赔偿法，将那些实际执行刑期超过改判后刑罚的情形，纳入国家赔偿范围。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吴宏耀同样认为应该进一步完善国家赔偿法，“原来是‘冤狱赔偿’，现在应该是有侵害就应当赔偿，从保障个人权益角度来看，司法程序对当事人的权益造成了侵害，应该获得相应的赔偿或者补偿，这是法治进步的体现，也是法治的发展方向。”

吴宏耀进一步解释说，将重罪改判轻罪造成超期羁押纳入国家赔偿范围，还可以起到督促办案人员提高办案质量的作用，“国家赔偿是一种机关责任，只有当机关能承担相应责任的时候，才会有助于减少不必要的轻罪重判的情形，法官个人办了一个错案，这是毫无争议的，追责机制上追究个人的司法责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这种案件中机关没有任何责任，这也是不公平的。”

当你对着手机，说了多次“转人工”后，情绪再稳定的人也难免皱起眉头。好不容易以为接通了人工客服，等来的却是一段来回播放的等待音乐。以前遇到问题直接打人工电话就行，AI助力下为何转人工变得越来越难？

大家的质疑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AI助手听不懂自己的诉求。AI客服态度客气，但是听不懂客户需求，驴唇不对马嘴解决不了问题。低效沟通之后往往还会贴心加上一句，请为我的服务评分。二是转人工流程复杂，转人工困难重重。转人工难如西天取经，想要听到客服人员伴着嘈杂背景音亲切的一声您好，还有无数道前置关卡。

一方面企业为了追求智能化而忽略了人性化服务，简单地将AI客服设置为自动回复或语音识别，没有考虑到消费者实际需求，一定程度上使得消费者对品牌的印象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很多老年人在遇到商品服务问题时会习惯性倾向找人工帮忙，如今客服电话中的重重障碍让他们更难得到真正有效的帮助。

智能客服背后是巨大的市场，《2024年中国智能客服市场研究报告》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整体市场规模为39.4亿元，预计2022-2027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2.6%。而这些年AI技术的井喷发展也在重新塑造整个客服行业。目前的情况看，AI也许并不能完全替代人类客服。原因之一是现阶段AI客服功能实在有限，大家的需求是个性化的，回复却是模板式的。通常情况下，只能解答菜单列表里有的服务，超出的内容无法给出回应，尤其是具体到客户的本人问题。

也许24小时在线能时刻提供情绪价值和解决方案，两者之间本身就存在鸿沟。但我们希望AI客服的出现能够填补沟壑。AI客服确实节省了大量的成本，但完全代替人类客服依旧道阻且长。一直持续到，我们遇到问题不会下意识去“转人工”那天。

北京始终在不断加大发展夜经济力度，不断出台相关政策，不仅展现出日益繁荣的景象，也成为城市现代化水平、活力和消费繁荣的重要体现。

随着7月27日北京中轴线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其在全球文化遗产中的重要地位。天桥演艺区作为中轴线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在中轴线申遗成功中得到了充分展现和认可，也是第一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这其中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发挥着重要作用。新京报专访北京天桥盛世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党支部书记杨树聪，探讨如何通过演艺+文旅融合推动文旅产业？

西城区打造多个艺术活动，探索演艺+文旅模式。

天桥艺术中心坐落在南中轴线的边上，是南中轴线上体量最大的、定位聚焦在舞台表演艺术的平台。在杨树聪看来，在中轴线申遗之后发挥作用，是天桥艺术中心在中轴线文化遗产传播传承角度的重要命题。目前，天桥艺术中心在结合了自身的品牌标签，舞台表演艺术的性质，受众人群的特点等方面，做了一些当代的审美表达。

杨树聪介绍，“2021年天桥艺术中心独立策划、首次推出了‘南中轴·夜天桥’艺术推广活动，今年已经是第三届，整体活动持续2个月，是全北京非常独特的一个艺术品牌项目。同时，我们充分利用天桥艺术中心丰富的公共空间资源，特别打造了‘南中轴阅读空间’，3000册图书资源既包含京味文化，特别是中轴线文化的书籍，也有许多舞台表演艺术图书供市民阅读。”在立足表演艺术创作层面，杨树聪表示，天桥艺术中心在中轴线上围绕永定门和永定门往北这条线做了一个非常创新的舞台作品，叫做《行走的中轴线：平行时空的眺望》，沉浸式声音剧场。聆听者调动自己的想象力，用“五感六观”参与到体验过程之中，你既是观众，也是参与者，同时也是跟这个当下时空能融在一起的演员。《行走的中轴线》把北京中轴线构建成了舞台，通过声音引导，视觉体验，角色扮演等元素，向体验者“转译”中轴线之美。

当地时间10月23日，位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卡赫拉曼卡赞区的土耳其航空工业巨头——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遭到恐怖袭击。

截至目前，袭击事件已造成5人死亡，22人受伤。另外，有一男一女两名袭击者已被打死。土耳其国防部长亚沙尔·居莱尔当天指出，库尔德工人党是这次袭击的幕后黑手，并誓言将反恐行动进行到底，但库尔德工人党未作回应。

袭击事件现场附近。图/新华社

在知名军事媒体《防务新闻》8月发布的世界军工企业100强榜单中，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排名第50位，为土耳其第二大军工企业。过去，发生在土耳其境内的恐袭事件多为闹市区爆炸事件，而如今土耳其最重要的军工企业成为恐袭目标，显示出袭击策划者的思路有变。这或许与近来库尔德工人党武装高级指挥官赫扎尔·贝尔格等多名重要成员被杀有关，或许有更深层的原因。

今年以来以色列四处大打出手，再度让这一地区的局势复杂化。10月初，埃尔多安指责以色列政府“陷入疯狂”，可能会在袭击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之后，将“宗教狂热的矛头”指向土耳其。埃尔多安还称，内塔尼亚胡“幻想占领土耳其”。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也表示，以色列的对外扩张对土耳其来说就是国家安全问题。

在土以大打口水仗之时，土耳其又遭遇恐袭，所以难怪有人猜测，恐袭事件背后或许有其他国家的身影闪烁。如果土耳其恐袭事件与中东的紧张局势联系起来，那么中东势必又会增加一个燃爆点。

这种潜在危险也告诉我们，反恐仍是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考验。应对这种考验，不能有双重标准，无论恐怖主义以何名义行事、在哪发生都是如此。

编辑 魏冕 设计 孙剑飞 校对 张彦君